一纸免职令让多点执业受了惊！听听医生和院长的内心OS

2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宣布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行细则》，允许在职医务人员开办诊所。紧随其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明确执业医师1次注册、区域有效。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卫生计生委接连出招，为医生多点执业的落地清障。1时间，多点执业再度成为行业热词，也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

但是，3月11日，1则题为“武汉1精神科主任因多点执业被医院免职”的新闻刷屏，瞬间将跃跃欲试的医生和求贤若渴的医院拉回到骨感的现实。

由于未经医院许可在1家民营医院多点执业，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精神科主任胡1文被免职了。3月9日，在拿到医院的处理决定后，胡1文觉得自己很冤枉。“国家不是允许医生多点执业吗？医院凭甚么处理我？”

思来想去，胡1文认为多点执业其实不是自己受处罚的缘由。他告知记者，虽然自己没告知医院去其他医院“帮忙”的事实，但这符合国家提倡多点执业的政策导向，其实不是甚么大错。在他看来，是自己头几天和几位同事1起找到院领导，对医院发展速度缓慢、经营管理不善的现状宣泄了不满情绪，才导致院方打着制止多点执业的幌子“借题发挥”。

但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我必须要强调1点，我们历来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我们不允许的是本院医生在不告知医院的情况下擅自外出兼职。”采访进程中，王晓南屡次重复这句话。他表示，为了响应国家建设医联体的号令，医院还定期下派医生到基层医院坐诊。“国家提倡的是有序推开多点执业，而不是让医生疏忽医院规定，自由外出兼职。”

王晓南说，在决定处理胡1文之前，医院经过了调查、取证，确认了他擅自利用天佑医院的品牌和影响在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兼职，并固定每周到该院坐诊的事实。“这类做法违背了医院的规章制度。”

王晓南所提到的医院规章制度，是指去年天佑医院印发的《关于严禁在职职工擅自在外兼职的有关规定》。这份《规定》明确，未经医院批准，严禁职工在外兼职，不得以医院名义展开医疗业务工作，包括擅自外出会诊、坐诊、办公司等。违背规定者，医院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给医院造成名誉或利益损失者，医院将单方面消除聘请合同。

王晓南说，认为胡1文“置医院发展于不顾”也是有缘由的。此前，胡1文1直被医院作为骨干培养，今年2月试用期刚满，转了正，成为医院里比较年轻的科主任。为了把精神科弄出特点，医院专门做了科室改造，为失眠焦虑患者新设了临床心理科病区，但30张病床只住了两3名患者。身为科主任，胡1文却在每周1、3、5、6固定在其他医院执业，乃至还动员科室其他人1起出去。

对胡1文的多点执业，王晓南认为自己“有点后知后觉”，在收到7条来自院内职工的举报短信后，医院才开始重视起来。谈到胡1文对医院存在问题的抱怨，王晓南坦言，该院作为湖北省通过3甲评审的第1批医院，最近几年来在发展速度上和省内顶尖医院确切有差距，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全院上下同心协力。“作为医院的1份子，要和大家1起协力划桨，而不是在船上凿洞。不能1边拿着医院的俸禄，1边挖医院的墙角。”王晓南说，今年是该院迎接3甲复审的冲刺年，绝不能允许出现这样的“负能量”，弄得人心散漫。院长、书记、纪委书记在6天里前后找胡1文谈了7次话，胡1文并没有“认识毛病、回心转意”，而是始终“态度强硬”。因而，院党委决定免去胡1文的主任职务，以免这类“不正之风”的扩大。

随后，记者联系到胡1文的第2执业机构——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负责人高鹏。他告知记者，该院是1家刚刚成立半年的2级专科非营利性民营医院，根据设计，可开设300张病床，但目前住院患者也就10几名，处于艰巨的起步阶段，特别希望得到公立医院资深医生的协助。“胡主任是唯1在我们医院帮忙的在职公立医院医生，没想到却落得这样的结果。本来国家的多点执业新政让民营医院很受鼓舞，但我现在很惧怕政策根本落不了地。”

如今，“3甲教学医院精神科主任亲诊”的宣扬广告已从武中精神病医院撤下，而王晓南仍在斟酌是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擅自使用天佑医院品牌的侵权责任。“胡1文不能代表天佑。”王晓南说，医院在免除胡1文的主任职务以后，还将对他的其他背游记为另行调查处理。

院方说，处理胡1文是由于他违背规定外出兼职；胡1文说，院方处理他是挟嫌报复。虽然终究认定结果还要等待，但多点执业因这起事件又受了1次不小的“惊吓”。

医生多点执业需要鼓励

我们在此前的“健康e事厅”栏目中约请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对多点执业，他这么说——

延伸浏览

医生和院长各自在盼甚么

透过武汉科主任免职事件，业界很多人想知道，甚么样的多点执业才是医院院长认可的？1旦医生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政府又该如何把好“方向盘”？

1 “两全其美”的奥妙平衡

也许是经历过太多波折，面对接2连3的利好政策，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的欣喜显得有些克制。孙宏涛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大家医联”的开创人。这个于2015年年初创建的平台，被外界称为首个体制内医生团体的多点行医医师互助平台，认为其打开了1扇联通体制内外的医生“旋转门”。

由于加入“大家医联”没必要放弃体制内身份和公职，团体在开创之初便显示出非凡的吸引力。“团体创建当晚，各种电话、短信蜂拥而至，认识和不认识的，行业内和行业外的，要求加入和刺探消息的……医生们压抑多年的热忱，终究有了可以喷发的出口。”回想起两年前那个不眠之夜，孙宏涛依然有些激动。

2015年，国家鼓励多点执业政策频出，孙宏涛认为医生团体正站在1个使人振奋的历史节点上；2016年，他却愈来愈深入地感遭到，大环境和小环境其实不是1回事。2016年年初，为遏制号贩子倒号，北京市出台新规，对医院和医生与第3方商业挂号网络平台合作提出新要求。让孙宏涛始料未及的是，这场“整风运动”竟“误伤”了医生团体。“很多医院成心将制止合作的范围扩大到第3方公司，而医生团体的资质恰恰就是第3方公司。更有医院千方百计搜集了院内多点执业的医生名单，要求医生尽快向医院说明情况。”孙宏涛无奈地表示，加上资本市场的不景气，很多医生团体开始面临运营困难，堕入发展低潮。

孙宏涛坦言，对多点执业的步子是快是慢，医生团体应当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始终存在争议。虽然政策1直朝着鼓励医生活动的方向发展，行业和社会也变得愈来愈宽容，但多点执业医生依然被视作群体里的异类。“你和他人不1样，你1定就会很难受。这个进程会很痛苦，会有波折，乃至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许多受访者不谋而合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院长们常常对“周末医生”偷偷摸摸地“走穴”“开飞刀”等变相多点执业行动睁1只眼闭1只眼，却不能容忍本院医生和其他医疗机构签订多点执业协议，高调地“脚踩两只船”。不能给予医生足够高薪却又不愿“肥水外流”的院长，和不愿放弃铁饭碗却又想赚取外快的医生，就这样保持着“两全其美”的奥妙平衡。

2 先迈步的就怕吃亏

谈到医院里“反多点执业”的“土政策”，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滔滔不绝。“某医院就规定科主任或副高以上医师不能外出多点执业，1旦发现，要末就地免职，要末降级处理。再加上扣罚奖金、取消评优资历这些行政手段，谁还敢去？”温建民说，这些规定的确给了医生不小的威慑。他本人也曾有益用周末时间去民营医院多点执业的经历，再3权衡以后，还是以解约告终。

温建民反应的问题并不是是个别现象。1位3甲公立医院院长绝不避讳地向记者表示：“只要单位人的属性不改变，医生就是医院的‘财产’。医院培养了医生，为医生提供平台，发放薪酬福利，最后却让其他医院受益，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2016年2月从国内知名3甲医院出走的科主任李辉，如今是1家民营专科医院的院长。她告知记者，为长远发展打算，该院必须成为体制内医生多点执业的落脚平台。“合适到我们这儿来兼职的医生很多，来谈过的也很多。但这些医生大多不敢和原医院摊牌，也不同意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做宣扬。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合作方式。”

“我们要和体制内医生光明正大地合作，但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医生还没出现。”李辉说，为获得公立医院院方的支持，该院也尝试过先和3甲医院签订同盟合作协议，再由院方指派医生多点执业。“但在这类合作模式下，我们是和医院结算费用，最后到医生手里的报酬很少。所以，医生的积极性不高，配合度也很差。”更让李辉愁闷的是，公立医院舍得派出来的常常是新手，而不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专家。

谈到医生多点执业遭受的“玻璃门”，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院长们的做法既不背规，也无可厚非。医生虽取得了自主执业权，但作为独立法人的公立医院也具有用人自主权，这1权利一样是不可侵犯的。由于雇佣双方劳动合同的存在，医生要把多点执业的路走通，既需要政府松绑，也需要院长点头。“有些地方行政部门在制定多点执业政策时规定，‘医疗机构应允许所聘医师在法定工作日每周可安排1天用于多点执业’，表面看是放松管制，实则违背了相干法规。”

“端着原单位的饭碗给别的单位干活，原单位肯定不干。”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表示，在多点执业新政出台以后，还要解决1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跟不上，多点执业还是推不动。医生1旦选择同时在多家医疗机构执业，工资福利谁来承当，社会保障怎样区分，都得有个说法。”

即使是刚刚处理了本院医生的武汉科技大学天佑医院院长王晓南，也坚称自己其实不反对医生多点执业，但政策必须按部就班地推开。他告知记者，医院目前从美国引进的人材就采取了兼职模式，医生每一年只来国内3个月，只要完成约定的工作量，就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美国医生是自由职业者，而在我国，公立医院只有1种用人方式——全职。”

在王晓南看来，多点执业已经是大势所趋，医院根本没必要抵制，1旦政策全面铺开，天佑医院也是受益者。“如果医院之间可以同享专家，‘国家队’变成了‘小分队’，那末我的人材库也变大了。但改革必须齐步走，由于1家医院只能决定自己放不放人，先放人的就会吃亏。所以，省1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承当细化政策的责任，通盘问虑改革节奏。”

作为多点执业的先行者，孙宏涛也盼望公立医院的用人方式变得更加丰富，明确哪些岗位必须全职，哪些岗位可以兼职，差别化地设计薪酬、考核、福利、继续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医生就应当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制度完善了，院长也就想开了。”

3 人材流向要有机制引导

“我认为，在当前环境下鼓励公立医院医生兼职创业，将危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不利于分级诊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认为，目前好医生不去基层，其实不是由于政策限制，而是由于基层还不够强。1旦多点执业放开，医生就会随着资本走，好医生将被引向专科化、贵族化，通太高额的价格来挑选患者。“少数人可能会享遭到更好的服务，但其他患者呢？”

但钟东波表示，上述逻辑其实不足以反对医生多点执业。多点执业本身是不分所有制，没有方向性的。换句话说，政策既允许医生流向其他公立医院、流向基层，也允许医生流向私立医疗机构。至于放开管制以后，人材终究会活动到哪里去，还要看利益机制怎样引导。如果政策放开后，到民营医院执业成为基本走向，就恰恰说明公立医院薪酬水平还不公道，也会倒逼薪酬制度改革加速。

钟东波强调，鼓励多点执业，不管是从解放医生生产力、提高医生收入的目的动身，还是从盘活优良医疗资源、分流大医院就诊压力的角度斟酌，都是1个明智之举。“不管放开医生多点执业会结出甚么样的果，这1步都非走不可。”

2013年离开北京协和医院、2015年创建沃医妇科名医团体的龚晓明，是我国医生自由执业的先行者。他介绍，很多国家，在教学医院承当任务的医生，也在私立诊所或其他医院兼职。区分于公立医院，在私立诊所或其他医院，他们更多接触的是有商业医疗保险的患者，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取得额外的收入，这类执业模式在国外已非常成熟。

龚晓明说，由于医生在公立医院以外取得了公道收入，在公立医院内就能够围着临床和教学转，乃至有些医生到教学医院每周半天到1天的工作都是免费的，只为取得教学头衔和医生口碑。固然，教学医院的考核方式也要产生变化，从过去1味考核医生工作量，逐步过渡到综合考核医生的临床、教学和科研能力。

放开多点执业的另外一个争辩焦点，是放开后能否保障医疗安全。江宇提出，医疗服务需要团队合作，公立医院需要连续、完全的服务体系和专业分工。1旦医生多点执业，不但合作效力可能下降，也会影响到医疗质量，增加监管难度。“试想，如果1个团队都是打零工的心态，谁为患者的长时间健康负责呢？”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也表达了类似的耽忧：“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进程中的自主性很大，放开多点执业必将会加大监管难度。”

如何避免“1放就乱”？钟东波表示，放松执业地点管制以后，政府必须提高监管能力，固然这需要时间去准备。“改革是系统性的，需要渐渐磨合。就犹如绑腿游戏里面，同伴之间的步伐必须调和。如果1条腿跑得快，两个人就1起摔倒了。”

4 优化存量比做增量更难

2016年，北京同仁医院两名眼科医生因未经批准在多家医院执业，并屡次将到同仁医院救治的患者介绍到合作医院手术，遭到处罚。由此，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可能引发利益输送的料想有了现实版本。多点执业，1定会动“老东家”的奶酪吗？

“如果医生在不放弃公立医院医生身份的条件下多点执业，就有用优良公共资源为个人牟利的可能性。比如，在公立医院接待患者，然后让患者去自己的诊所或兼职单位医治，靠公立医院的招牌揽生意，利益却归自己。”江宇说。

在孙宏涛看来，“同仁事件”事关职业操守，却无关多点执业。“切割原有蛋糕，侵犯患者利益，都是多点执业医生不能触碰的红线。3甲医院医生应当成为1支‘活动的国家队’，做出增量，优化存量。”

孙宏涛说，“做出增量”，就是让原来得不到服务的患者得到服务，让原来挂不上专家号的患者看上专家，帮助原来没有某项技术的医院展开新业务。医生团体之所以要在2线、3线城市选择合作医院，乃至把合作对象延伸到乡村，为的就是做出增量。而“优化存量”，1方面是指帮助3级医院分流病情简单的患者，减缓“战时状态”；另外一方面基层也会上转疑问杂症患者，优化大医院的患者结构。“如果算大账，公立医院是不会吃亏的。”

那末，医生多点执业是不是会让患者有更多机会取得优良医疗服务？就现实情况而言，答案仿佛其实不乐观。温建民坦言，当前，由于优良专家仍多被大医院垄断，加上公众对“好医生”的信息掌握不足，多数患者其实不会自己挑选医生，依然“认庙不认神”。这也正是目前部份医生纵有多点执业的想法却不敢试水的缘由。

从心动到行动，其实不仅仅是1步之遥。钟东波表示，想要多点执业的医生自然会开始意想到打造个人品牌的重要性，努力让患者慕名而来。但通过建立医生口碑而到达分流患者的目标，还需要1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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