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时间花在患者身上的医生 有多少论文都是悲剧

张强 血管外科专家，他曾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成为主任医师、教授，也曾在2012年走出“体制”，并在2014年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生团体。

----------------------------------------------

这次107篇文章被期刊《肿瘤生物学》撤稿，既有道德问题，也有体制方面的缘由。我在公立医院工作时，职称提升也有论文要求，但没有现在这么高。特别在高校附属医院，现在高级职称的提升都有SCI文章的数量要求。

作为个人，我那时候的论文都是在临床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压力。我的主任医师职称是在2005年取得的，当时提升的条件除英文外，对论文的要求是最少两篇论文在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上发表，比较轻松。

但是，后来渐渐把论文和科研基金数量作为科室的考核指标，这对科室主任来说，确切带来了临床业务外的额外压力。

印象当中，最近10年在各家医院，特别是公立3甲附属医院，都出现了1些靠嘴皮子和键盘的“外科医生”。这给同单位把精力大多投入在临床工作的医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3甲附属医院的体系中，临床和科研真正统筹的医生是很少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院长或科室主任有条件利用手中的行政手段，动用资源，发表大量的论文，或拿到科研经费。对普通专家来说，这就很难做到。而在3甲附属医院以论文为导向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常常临床不怎样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更容易成为所谓“名医”。因此，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事业”目标，能让很多人求名求利。

我做科室主任的时候，也常常有各种论文公司找上门。我1直认为弄学术还是应当有诚信，毕竟很多人会利用论文上的数据和结论。医学研究常常人命关天。我曾尝试过和独立的科学家联合弄科研，效果不错，也到达了医院指标，但这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科研。

我记得我当年写论文是发自内心的，常常查找资料、翻译，写作到半夜。那时候并没有感到压力，只是希望把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行。这在我看来是1件很成心义的事情。而且写论文的同时会查阅大量的文献，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我大概发表了几10篇论文，绝大部份其实不是出于提升的压力而为。不过，要平衡好临床工作和科研的时间，确切是很难的。我愿意看到的是，临床医生把精力放在患者身上，把大部份的科研任务交给科研人员。毕竟医生以治病为天职，离开这个，发再多的论文，患者遇上就倒霉，又有何意义呢？

实际上，国外许多著名医院，如梅奥诊所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应当聚焦在临床。

在名利驱使下的中国科研体系，致使了论文写作和科研申请成为1门“生意”。第3方公司大量出现，专门洗钱的公司也出现在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道路上。纳税人的钱被虚假科研糟蹋，更严重的后果是医务人员的信誉被破坏。乃至1些虚假医治技术得以横行，侵害患者利益。有些医药公司用利益绑架科研，腐蚀1些医学专家，制造各种所谓指南来引导产品销售。

这些媒体都曾报导过，而且致使老百姓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抱怨，会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

我们作为体制外的专科团队，可以专注于临床工作，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取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科研，但绝对不是把服务患者的时间用来做科研，而是鼓励做临床科研，和科学家团队合作，或将来成立自己的科研队伍。

真实的科研，绝对不是每天有成果，而临床还是几10年前的老套路。还是那句话：没有临床服务能力的医生，或很少把时间花在患者身上的医生，不管有多少论文，对中国医疗而言就是1个悲剧。

医学论文造假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都属不良行动。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害命，后者只是谋财。1旦查处，前者常常把责任推给体制，后者则自认倒霉。某种程度上，前者危险更大：用“科研”的虎皮来掩盖低质医疗，让真正重视临床服务患者、真正弄科学研究的医学同行蒙羞。

比较好的医生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取得口碑和收入，交给市场。这是世界上绝大部份国家的做法。医院、保险、患者的监督和评价，远比论文可靠。

让医生回归到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加缺少。张强/口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采访整理

标签：